强烈推荐大家看看神经科学家 Tali Sharot 的TED演讲《The Optimism Bias》。

她开头就推翻了一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幸福建议：

只要把期待放低，坏事发生时就不会太失望；好事发生时，还能收获意外之喜。

这个逻辑太顺了，所以我们很容易相信。

可Sharot给出的研究指向另一个答案：降低期待未必能保护幸福。期待本身会影响我们怎样解释经历，也会影响我们是否愿意行动。

这并不等于“只要相信，一切都会实现”。

乐观真正有价值的地方，是它让人能够想象一个更好的未来，并愿意朝那里多走几步。

什么是乐观偏见？

乐观偏见，指的是我们往往高估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，也低估坏事落到自己头上的概率。

研究者估计，大约80%的人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乐观偏见。它跨越年龄、性别和文化。

这并不意味着80%的人永远乐观，也不代表每个人在所有事情上都乐观。

Sharot在演讲中用婚姻说明这种偏差。

她引用当时西方社会约40%的离婚率，却发现新婚夫妇估计自己的离婚概率时，答案常常接近零。

连经常处理离婚案件的律师，也会低估自己的婚姻风险。

人们并不知道离婚存在。

他们只是觉得：统计数字说的是别人，我的故事会不一样。

这种心理也会出现在职业、投资、健康和项目管理中。

我们知道有人会创业失败、预算超支、错过工期，也知道长期吸烟会增加健康风险。

可当问题回到自己身上，大脑很容易补上一句：“我应该不会。”

为什么降低期待，并不会让人更幸福？

Sharot在演讲中给出了三条理由。

第一，期待会改变我们解释结果的方式。

演讲引用的一项学生研究发现，高期待者成功时，更容易把结果与自己的能力联系起来；失败时，也更容易相信自己仍有改进空间。

低期待者常常反过来解释：失败证明“我果然不行”；偶尔成功，也可能被归为题目简单或运气好。

这项研究真正提醒我们的，是解释方式。

同一个结果，落在不同的自我叙事里，会留下完全不同的情绪，也会影响一个人还愿不愿意再试一次。

第二，期待本身就是一种愉悦。

行为经济学家George Loewenstein在1987年的论文中，用一个小样本假想实验研究“等待中的快乐”。

参与者要想象：如果可以得到一位电影明星的亲吻，愿意为立刻发生、三小时后、三天后或更久以后分别支付多少钱？

平均而言，“三天后”获得了更高估值。

这是一项假想估值实验，无法证明三天是所有人的最佳等待时间。

它说明的是：一件好事尚未发生时，想象、期待和倒数，也在创造当下的心理价值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更喜欢周五，而不是周日。

周五还有一个周末可以期待；到了周日傍晚，下一件清晰可见的事，往往是周一。

第三，期待会影响行动。

当一个人相信未来存在可能，他更愿意报名、练习、表达、申请和再次尝试。

期待不能保证结果，却会改变一个人进入结果的概率。

为什么我们听得进好消息，却很难听进坏消息？

Sharot团队曾让参与者估计，自己遭遇一系列不良事件的概率。

研究者随后提供相应人群的平均发生率，再请参与者重新估计。

当新信息比预想更好，人们会明显下调自己的风险判断。

当新信息比预想更坏，人们也会调整，却通常调整得更少。

他们记得那个数字，只是不太愿意相信它与自己有关。

2011年发表在《Nature Neuroscience》的研究，把这种现象称为对好消息与坏消息的“不对称信念更新”。

功能性核磁共振结果显示，大脑的多个前额叶区域会参与这种更新。

研究中，左侧额下回等区域会追踪支持乐观更新的信息。

当信息要求人们降低乐观程度时，右侧额下回的相关信号在更乐观的人身上较弱。

这里不能简单理解成“左脑负责乐观，右脑负责悲观”。

更准确的理解是：我们更新信念时，本来就可能给好消息更高权重，给坏消息更低权重。

后续的经颅磁刺激实验进一步表明，短暂干扰左侧额下回后，参与者吸收不利信息的程度提高，原先的好消息—坏消息更新差异随之减弱。

这类实验说明，乐观偏见不只是口头态度。它与大脑怎样筛选、编码和整合信息有关。

乐观能保护我们，也能让我们付出代价

乐观让人期待、行动，也帮助一些人在挫折后重新站起来。

它的风险同样清楚：我们可能低估疾病概率、项目成本、工期、投资波动和关系中的真实问题。

Sharot在演讲中提到，一位加州消防人员给她写信。消防员死亡调查里经常出现一句话：“我们没想到火势会那样发展。”

有时，安全决策需要的信息已经存在。真正危险的是，人们相信最坏的情况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这种偏差也早已进入公共管理。

英国财政部现行《Green Book》把乐观偏见定义为：项目评估者系统性高估收益、低估成本和工期的倾向。

它要求公共项目在评估阶段作出明确调整：提高预计成本与时间，降低可能收益，并优先参考本机构或同类项目过去的预测误差。

政府没有要求项目负责人先变得悲观。

它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：既允许人们相信项目值得做，也用历史数据为乐观加上校正。

最好的状态，是做一只背着降落伞的乐观企鹅

Sharot在演讲结尾用了一个很可爱的比喻。

悲观的企鹅不相信自己能飞，所以永远不会跳出去。

过度乐观的企鹅相信自己一定能飞，什么都不准备就往下跳。

成熟的乐观企鹅仍然相信飞翔的可能，只是出发前给自己背了一只降落伞。

这只“降落伞”可以是预算中的缓冲资金，可以是健康检查，可以是项目预案，也可以是一位愿意指出盲点的人。

希望负责把我们带向未来，现实感负责让我们安全抵达。

怎样保留乐观，又不被乐观欺骗？

从教练的角度看，我们不需要打掉一个人的期待。

更有价值的做法，是把愿景、事实、假设和风险分开。

在Coach8，我们理解的教练对话，也不是替客户把目标调低。

教练会陪客户看见他真正想去的地方，也会一起检查：哪些是事实，哪些是未经验证的假设，哪些风险需要提前准备，下一步行动是否具体。

当一个人只有热情，教练帮助他看见现实。

当一个人只剩担心，教练帮助他重新看见可能。

真正能够支持行动的乐观，既有方向，也有反馈；既敢期待，也愿意修正。

所以，幸福的秘诀也许从来不是降低期待。

你可以继续相信未来会更好。

然后，把事实放在桌面上，把风险写进计划里，把降落伞认真背好。

愿你不是因为看不见风险而乐观，而是看见以后，依然选择向前。